农村的“包产到户”已经40多年了，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以前农民种地还要交农业税，现在种地国家补贴。

专利不实施就是一堆废纸，就像田地不种庄稼，或者瞎种，也等于荒地。

为什么不在专利的“包产到户”上下点功夫呢？

中国的专利（科研成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国内的企业一般比较弱小，不重视科研，山寨严重（当然这几年改观很大）。所以企业对于专利（科研成果）的实施力度还不够。很多专利（科研成果）都躺在那里睡大觉。

最着急的是发明人，但是由于各种限制，发明人实施的积极性也不高，虽然很着急，但没用。而且有被山寨的风险。

专利（科研成果）的持有者，包括高校和科研单位。一般这类单位不负责实施，可能会鼓励发明人实施，但是由于上一条的原因，效果不明显。

结果就是专利（科研成果）中的绝大部分无人问津。巨大的财富、巨大的宝藏一天天变成真正的废纸，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

为什么专利不能完全放开呢？只要实施了，既能推动就业、提高税收、提高科技水平，还能促进创新，形成良性循环。

是否可以考虑，国家保留所有权，放弃直接收益权，把收益权完全转给发明人和实施人。国家的收益主要来自就业、税收、提高科技水平等宏观层次的。而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收益主要来自国家对实施情况的奖励。

专利的“包产到户”是否会到来？什么时候能到来呢？

回顾一下伟大的历史瞬间：

编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是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这一责任制形式由皖东凤阳县农民首创，率先兴起于滁县地区。与其他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一样，大包干的产生、发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是纠正“左”倾错误、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思想唤起并激发了农民的创造精神的结果。[1] 

70年代末，位于江淮之间的皖东农村生产停滞、经济困难。滁县地区农村人均口粮只有500斤左右，社员集体分配的人均年收入只有70元左右。在定远、凤阳、嘉山等贫困县，不少社员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左右。一些地方合作化以后20多年来的集体积累，折价不够抵偿国家银行贷款。从60年代初开始，每到冬春季，全地区总有大批农民扶老携幼、逃荒要饭。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农村经济岌岌可危，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发起了对旧的农村经济体制的冲击[2] 。

1978年9月，滁县地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议。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极左路线和思想还没得到清算。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两个“凡是”的观点正在受到质疑，各级干部群众的思想正在活跃起来。会上，许多公社书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国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那里？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0多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这些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他们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分组讨论中，来安县和天长县一些公社介绍了他们试行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小宗作物田间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以及对基层干部按工作实绩进行奖励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引起了与会干部的极大兴趣。但这些办法在当时还属“禁区”，被称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实行。会后，地委一方面把情况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作了汇报，一方面组织人员到这些社队进行调查。

早在1977年春，地委曾从抓年终分配入手，在全区推行了“一组四定”责任制，即“划分作业组，实行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这种责任制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不联产，不能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农民并不满意。不久，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采取包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增产效果十分显著。1978年全公社许多生产队因大旱粮食减产，这个生产队却增产30%。天长县新街公社在抗旱中实行棉花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单产提高89.6%。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出现和成功使地委的思想大大解放了一步，在万里的支持下，地委以文件的形式将几个典型调查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但是，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队干部群众上门争当试点。随后，一些不是试点的生产队也自发地干起来了。到3月底，全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